我儿时记忆中的那些知青

江苏阿康

我1965年农历9月出生，我七岁半上一年级时，我记得村里来了一帮知青，分在我们生产队的知青有五六个大男孩，他们就住在我家西边一幢公房里。另有一户姓柯的下放户，他们一家在我家后一排西头单独建了房单住。

姓柯的下放户她们家女儿叫柯伟，当时安排到村小教音乐，她组建了村里小学生歌唱队，我也是她选中的歌唱队一员，算是她的学生，其他的知青都被安排在生产队里干农活。

那时生产队干农活宛如工厂上下班，每天天不亮，老木匠家门前大柳树上挂着的铁皮喇叭会被老队长早早拿起，老队长的嘴巴紧贴在喇叭口上，他喊人出工的声音能把河里的鱼吓得跳起来。

社员们按时出工早己成了惯例，而那些知青就懒散得多了，尤其记得一个叫二高的更懒散。

关于这个二高，当时还在队里闹出了一个吃“肉芽”的笑话。这个笑话现在听起来也许并不可笑，一切都是因为当时太穷，太缺少吃的了。这个笑话，都是因为西侧堂叔家一小块臭了的腊肉惹出来的。

那块腊肉也没有多少，年后很长时间二叔家可能也没舍得吃，结果不但莓烂了，而且还生满了蛆，于是二婶就把这一小块腊肉扔到了护宅河里。

这块扔掉的腊肉被河西侧住着的二高看到了，他便把那块腊肉捞上来，用草绳扣起来挂在房里，他每天扫下腊肉上生出的蛆炒菜吃，名曰“炒肉芽”。这事被去找他们玩的村民看到了，觉得很恶心，他却振振有辞地争辩道，他吃的那不是蛆，是高蛋白，是“肉芽”！

二高吃“肉芽”反映出了那些知青的生活不是一般得苦，他们平时真地没什么菜吃，因为他们不会种菜，也不会腌咸菜，因此没菜吃是常事。

关于他们没菜吃，我除了从他们吃肉芽的事情上知道一些，还听董红顶说过。董红顶是来我们队的知青中的一员，他在来到队里不久，便常会到我家窜门，时而会留在我家吃饭，他说他们平时没菜吃时就沾盐巴水当菜吃。

董红顶后来认我母亲为干妈，与我兄弟俩成了干见弟，他平时便少吃了不少这样的苦，以至于他回南京后还记得我们一家当年对他的好，多年后还常会回来看一看，前两年他还回来找我哥玩。

分在我们生产队的知青生活还算好的，起码他们在全队人家都困难的时候，我们生产队也没让他们断过顿，而分在大河南边几个队知青的生活就更苦了。

我记得分在小九队的陶家那一户下放户，他们一家好象是剧团下放的，可能落不下文化人的姿态，他们一家人不常下地干活，因此工分苦得少，家里便会早早断顿。户主大名就不提了，他在肚子饥饿难捱时便会在饭点时空着双手走出家门，来到正在吃饭的人家门前路口，他就在路口远远站着。

村里人都知道他为什么这时出来，好心的人家便会给他递去一些吃食，如果是这般递去一些残羹剩饭，他是不会接的，他会立刻扭头离去。他也曾来到我家门前路口，我父亲那时还在，父亲便会让我们兄弟把他请进家中，为他从锅里装上饭，请他坐下来与我们一家同桌吃饭。他饭后会在真诚道谢后离去。他走后，父亲会告诫我们兄弟，说这人是一个文化人，虽然背难了，但仍有文化人的傲骨，让我们兄弟俩要给予他应有的尊重。

这些知青后来都陆续回城了，柯伟一家返城最早，陶家返城是最迟的。

在别的知青都返城后，陶家还滞留在我们村里，那时我大哥已从小队长升任大队长，大哥便利用陶家长处，由大队帮助他们一家置办了行头，组建了康王大队黄梅剧团，还在卫东桥为剧团盖了一个简易剧场，请他们一家组团演出，他们一家也借此走了出去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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陶家是我的邻居他们不属下放户，是从老淮安运东唱淮剧过来的，后来就在这落了户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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