陈松年（一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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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3年，43岁的窑厂普通工人陈松年，被叫到了地委统战部办公室。领导把30元补助交给他后告诉他，以后每个月都会发放30元补助，这是毛主席的指示。

说起来，陈松年正值壮年，解放前既没有闹过革命，也没有为国而战，他就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工人，那么毛主席为何要点名照顾他呢？
事情还要从毛主席乘坐“长江”号军舰说起。

1953年2月，毛主席登上“长江”号军舰，从武汉出发，前往南京准备视察海军舰艇部队。在行进过程中，毛主席还对长江中下游沿岸地区进行了考察。

这天，军舰行至安庆时，毛主席突然想起了一个人，虽然当时已经是晚上9点多钟了，但毛主席还是让工作人员叫来了安庆地委书记傅大章。

傅大章听说毛主席找他，立刻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，马不停蹄来到毛主席面前。

其实，傅大章心里颇为疑惑，毕竟时间也不早了，毛主席这样急急忙忙地把他找来，一定是发生了什么大事，所以他隐隐有些不安。

毛主席在见到傅大章后，开门见山问道，陈独秀家里，还有什么人在安庆吗？

原来，毛主席在视察到安庆时，想起了革命早期领导人陈独秀。

陈独秀创办的《新青年》，因为敢于批判封建主义和意识形态，在当时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。毛主席在湖南读书期间，就阅读过大量《新青年》，并且对陈独秀的文章尤其欣赏。毛主席曾说，那时候，他把陈独秀当作了模范，“代替了他已经厌弃的康有为和梁启超”。

毛主席不光是《新青年》的读者，而且他还是作者，他曾多次在《新青年》上发表文章。到北京大学做图书管理员后，他与陈独秀有了往来，两人经常会就改稿展开讨论，不过更多的时候，则是在讨论革命事业，可以说陈独秀起到了引导毛主席参加革命的作用，让毛主席更加坚定了革命信仰。

时过境迁，毛主席想到安庆正是陈独秀的老家，于是他这才把傅大章给叫来，专门打听一下，陈独秀在老家可还有后人。
傅大章见毛主席询问，便告诉毛主席，陈独秀的儿子陈松年，目前在安庆窑厂从事技术工作。不过他家里有4个孩子，再加上妻子又没有工作，因此一家人全靠他那20几块钱的工资，生活非常艰难。

毛主席沉吟片刻，说道，陈独秀的后人生活困难，地方上应该给予照顾嘛。

接到毛主席的指示后，安庆政府决定给陈松年一家每月发放30元钱的补贴。

在得悉了事情的经过后，陈松年非常激动。他没想到过去了几十年，毛主席竟然还没忘记他的父亲陈独秀。他含着眼泪，朝办公室墙上悬挂的毛主席画像，深深地鞠了一躬，以表达他的感激之情。

对于陈松年来说，他感激的并不是每个月能领到30元补贴，而是这么多年来，因为他是陈独秀的儿子，受到了太多委屈。

陈松年是陈独秀与发妻高氏的幼子。他虽出生在安庆陈家大洋房里，可是他出生的时候，陈独秀已经带着小姨子高君曼私奔去了上海，并同居在了一起，因此陈松年从小就没有见过父亲，更没有享受过父爱。

尽管添丁进口，但陈独秀的出走，还是让家里的长辈陷入了忧伤。

陈松年的母亲高氏对于丈夫陈独秀的背弃，心里始终很难过，因此她的脸上总是有着抹也抹不掉的忧愁。而陈独秀的嗣父陈衍庶（陈衍庶原本是陈独秀的叔父，陈独秀两岁时生父就去世，陈独秀因此过继给了叔父）原本就身体有恙，自从陈独秀离家出走后，他直到临终，也没能盼到陈独秀回来给他养老送终。

陈独秀不光没有回来送终，还给家里带来了祸患。

1913年，陈衍庶去世后，灵柩还停在堂屋。一群官兵突然冲进了陈家大洋房。
原来，陈独秀参与“反袁”革命，袁世凯暴怒之下，派官兵上门来捉拿他这个革命党。

官兵掘地三尺，没能找到陈独秀，于是扬言要把陈独秀的儿子斩草除根。

当时陈延年12岁，陈乔年8岁，两兄弟听说要抓他们，趁乱翻墙逃走了。3岁的陈松年被人架到了墙头，结果由于体力不支，掉到了邻居家的大水盆里。

由于陈家乐善好施，与邻居关系和睦，所以在面对官兵的盘问时，邻居谎称陈松年是他家的孩子，这才让陈松年躲过了一劫。

陈独秀得知家中发生的变故后，仍然没有回来，只在2年后，让人把陈延年和陈乔年送到上海求学。不过在两个儿子求学的过程中，陈独秀并没有给予他们帮助，而是让他们一边打工一边学习，晚上就让他们睡在图书馆的地上。

陈延年与陈乔年对父亲抛弃母亲的行为，很有成见，因此这两兄弟再苦再累，始终没有向父亲寻求过帮助，他们靠努力在2年后考上了震旦大学。在新思想的影响下，他们前往法国留学，并在留学期间与周恩来等人成为了革命战友。

1923年，由于革命需要，在组织的安排下，陈延年和陈乔年又到莫斯科东方大学进修，等到次年回国的时候，他们还被选为了中央委员。

对于革命，陈松年了解得不多，但两个哥哥外出求学，还出国留洋，这让他很羡慕。但他也知道，母亲身边总得留个儿子尽孝，所以他只在当地学堂读书，并不抱怨。

1927年，大革命失败后，国民党反动派大肆屠戮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。陈延年不幸被捕，被敌人残忍杀害。
噩耗传来，陈独秀长女陈玉莹赶紧带着陈松年去给陈延年收尸，却遭到了敌人的阻拦，甚至两兄妹连陈延年的尸骨都没能见着。无奈之下，他们只能在刑场附近烧了些纸钱，痛哭而归。

由于害怕高氏受不了丧子之痛，陈松年和陈玉莹没有把大哥牺牲的噩耗说出来。没想到仅过了一年，二哥陈乔年又在上海被敌人杀害了。

陈松年和陈玉莹只得再次奔赴上海，国民党反动派不仅不让他们收尸，甚至连尸体也不让他们看一眼。接连失去了两个亲人，陈松年和陈玉莹悲痛欲绝。特别是陈玉莹，由于受到了严重的刺激，竟气血攻心，一病不起，不久后也撒手人寰了。

事情到了这一步，已经再也没办法隐瞒，当高氏得知真相后，果然痛不欲生，成天哭泣，不久后竟瘫痪在床，再不能起来。陈松年的祖母更是哭瞎了双眼。

如此一来，陈松年只得中断学业，回家全心全意照顾老迈的祖母和病重的母亲。

1930年，高氏在悲痛和忧愁中离开了人世。

如今，陈松年的身边只有年迈的祖母，这让他愈发想念父亲。于是他开始打听父亲的消息，几经辗转，他才从父亲的朋友那里得知，父亲正被关押在南京的老虎桥监狱。

在老虎桥监狱，陈松年不仅见到了父亲，还见到了继母潘兰珍（陈独秀第三任妻子）。

看着面容消瘦的父亲，想到已经离世的亲人，陈松年难过地直落泪。

没想到父亲却呵斥道，不要哭了，别做没出息的男人。陈松年听话地抹掉了眼泪。由于探望的时间有限，他只和父亲简单地说了一下家里的情况，就离开了。
回到安庆后，在祖母的催促下，陈松年迎娶了窦珩光。

窦珩光亦是书香门第之后，和陈松年倒是门当户对，只是今非昔比，两家的光景都一日不如一日。也正因如此，窦珩光很同情陈松年的境遇，对他不仅非常温柔，而且还帮他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。

然而平静的生活却总是短暂。

1938年，日军攻陷安庆，陈松年赶在日本人到来之前，把家中的财产藏到了乡下的陈家祠堂。可惜藏得再严实，还是被日本人洗劫一空。

这下，不光房子没了，钱也没了，一家人该到哪里落脚呢？

陈松年再次想到了父亲。他得知父亲被释放后，在南京沦陷前已经转移到了四川江津。于是他干脆带着一家人，几经辗转，投靠了父亲。

那时的陈独秀，在生活上颇有些捉襟见肘，但由于对政治心灰意冷，尽管共产党和国民党都想请他做事，但他却不为所动。

陈松年其实非常高兴，他万万没想到，自己还有机会和父亲生活在一起。尽管经济窘迫，陈松年与妻子只能靠教书养活一家人，但一家人能团聚在一起，陈松年非常珍惜。

然而幸福的生活却再一次被打断。

先是祖母离世，接着陈独秀的病情也愈来愈重。尽管陈松年和妻子细心照料，但陈独秀的身体仍然每况愈下，于1942年在病痛的折磨中，离开了人世。

正是战乱年间，再加上经济不宽裕，陈松年只得把祖母和父亲的灵柩寄放在江津。直到1947年，在得到一位福建商人的资助后，才走水路，把祖母和父亲的灵柩送回安庆老家，从而实现了父亲临终时的遗愿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由于陈独秀有“叛党”之嫌，所以陈松年时刻保持低调，甚至他都没接受安庆中学的聘书，而是主动到窑厂去做了卖力气活的工人。

陈松年每月工资只有20几块钱，家里人全指望这点钱过日子，因此生活异常艰难。大女儿和二女儿为了减轻家庭负担，在读高中的时候，提出辍学打工，但窦珩光死活不同意。为了能让几个孩子都能上学，她也出去做工，吃了很多苦。

不过，让陈松年最高兴的是，在按月领取30元补贴的次年，地方政府确认了陈延年与陈乔年为烈士，并让陈松年领回了两个哥哥的烈士证。后来，陈独秀的历史遗留问题也得到了解决，地方政府还出资重新修缮了陈独秀的坟墓。

让陈松年感到欣慰的是，4个孩子也都很有出息，长大成人后，在不同的岗位为国家建设发光发热。

1990年，80高龄的陈松年安详地走完了他的人生。

解放前，陈松年没有追随父亲和哥哥们的脚步，参加革命。也没有为国家而战，但因为战乱和革命的原因，他却经历了太多的生离死别和苦难。

在毛主席看来，陈独秀家在革命事业上作出的成绩和牺牲，都是不该被遗忘的，所以在得知陈松年生活艰难时，他指示地方政府应该给予了照顾。

对于对国家有恩的人，毛主席从来不会忘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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